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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讲不完”的鲁迅

 

“讲不完”的鲁迅
日期:2006-05-25 作者:丁丽洁;郁蓓媛 来源:文学报


    5月15日至19日,上海交通大学第二届人文节暨“鲁迅新文化周”活动,请来鲁迅的孙子周令飞、著名画家陈丹青、鲁迅研究专家孙绍振、王富仁、钱理群等做了讲座。

    在以理工科见长的高校开讲“新文化”,讲的还是“讲不完”的鲁迅。活动发起人,交大人文学院教授夏中义为发言者命了五个各有侧重的题目。许多同学表示,他们之前接触的大多是教科书里的鲁迅,僵硬死板,不近人情,仿佛只会骂人,心胸狭隘到“一个也不宽恕”,此番听了内容不同,精神实质却一以贯之的报告,受益匪浅,觉得太有必要重新认识鲁迅了,而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细细品读先生的著作。

    鲁迅新文化周讲座扫描

    周令飞:呼吁重视鲁迅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文化价值

    在题为《鲁迅是谁》的演讲中,周令飞谈到已成符号的祖父时说:“在捐出所有鲁迅遗物的那一刻,我们家属就成了花瓶。作为家属,我们感到有责任使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活在21世纪的青年心中。一个意识形态化了的空洞的鲁迅,已经不是我的祖父,也不是我父亲的父亲,我们不认识他。我们致力于还原历史中的鲁迅,特别重视鲁迅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文化价值。”当天,年近80的周海婴先生也来到现场。

    孙绍振:读鲁迅小说,光分析思想是不够的

    孙绍振用文本细读方式,着力分析了鲁迅小说几篇代表作。他认为,读鲁迅小说,光分析思想是不够的,还要关注他的艺术成就。鲁迅为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把一个现象(例如一个人的死亡)放在不同的感觉世界里去。比如《狂人日记》打开了一个疯狂的感觉世界。不过《狂人日记》并不成熟(鲁迅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自己说的),孙先生大胆指出:“《狂人日记》这样的小说之所以后来无以为继,仅此一篇,就是因为它太像杂文。”

    针对中国现代小说经典的《阿q正传》,孙绍振再次“毫不留情”地转引现代著名诗人朱湘的评价:“阿q是独创的问题,可惜的是过了火。”鲁迅的小说很多是“受了杂文的害”,比如《阿q正传》里“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之类的话显然是杂文式的。

    王富仁:他坚持、看重人的尊严

    站在宏观视角上,王富仁将鲁迅与毛泽东、孙中山、胡适四人并称为“20世纪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人”。

    他说:“对于鲁迅作品,不少人感到有一种隔膜,实际上这些人是与鲁迅思想之间有一种隔膜,是与鲁迅提出的‘人’的自觉意识有一种隔膜。”王富仁以阿q为例说道:“阿q一生,只有一个人夸过‘阿q真能做’。‘真能做’是什么?是一个工具。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阿q,当他能做活的时候,他被雇佣做个短工,当他影响到赵太爷声誉的时候,他就被断然辞退。当革命胜利了需要安定秩序的时候,当到处充满了混乱要杀一儆百的时候,就杀掉阿q。”

    针对说鲁迅不勇敢,太尖刻的观点,王富仁认为,其实,鲁迅让我们爱惜每一个人的生命,他自己也不轻抛自己的生命,正体现了他坚持、看重人的尊严,保全下来,继续斗争、反抗,那不正是鲁迅精神中的重要一面吗?

    钱理群:为人子与为人父的鲁迅

    作为“鲁迅新文化周”压轴演讲者的钱理群先生,被孙郁称为“一生走在鲁迅阴影下的研究者”。当晚他的读解既严谨又深入浅出,取“父与子”的角度,先举《朝花夕拾》里的两篇鲁迅回忆父亲的散文,《五猖会》表明父子之间存在一种刻骨铭心的隔膜。《父亲的病》里则又透出父子之间同样刻骨铭心的爱和负罪感。

    接着,他打开宽广的学术视野,把卡夫卡与鲁迅进行比较,两人几乎处于同个时代,又都是终身被父亲阴影所笼罩。

    1919年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里写道:“仅仅是你的体魄就已经压倒了我,而且你是我精神上的统治的权威,你的见解正确,其他所有的见解都是偏执的不正常的,这是所有暴君所共有的特点。我的一切思想都处在你的压力之下。我成了一个奇想迭出,寒气逼人的人。”

    奇想迭出,寒气逼人,和鲁迅的形象几乎如出一辙,因为,在鲁迅和卡夫卡眼里,父亲实际上是一个象征,和实际的父亲之间是有距离的。

    对鲁迅来说,父权是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的核心,所以鲁迅自道,“我的小说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暴露中国旧家庭制度的罪恶”,在鲁迅看来,这种家庭专制主义是国家专制主义的基础,他要反抗的正是由人身和精神的双重控制导致的“奴隶状态”。

    钱理群认为,在卡夫卡的作品里,父亲的形象始终决定着情节发展,但在鲁迅小说里,父亲却是缺席的,转而由“大哥”(《狂人日记》)、“四叔”(《祝福》)“族长”(《长明灯》)代替“父亲”。他提出了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启发同学们可作进一步研究。

    说完作为人之子的鲁迅,钱理群同样关注作为人之父的鲁迅。他又引用卡夫卡在另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所写:“你对你的父亲要表现出爱,不管他怎么打你,怎么不公,你都要爱他,否则我们就不是人。”

    显然,这也是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所要表达的意思,他强调父母子女之间非功利的、纯粹的爱,并且提出,合格的父母,必须理解孩子、指导孩子、解放孩子,又由这种父母子女之间绝对无条件的爱出发,引申出那段著名的“中国觉醒的人,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钱理群以鲁迅在《与幼者》里对下一代的期待作为结语,“毫不客气地拿我做踏脚,超越我”,“舍了我,从我的足迹上开始你们的探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

    陈丹青:他以大慈悲书写一团漆黑的死亡

    陈丹青被安排在第二天出场,现场不仅座无虚席,连地上都坐满了人,他身着黑色对襟中式上衣,从容开讲。

    向来出语不凡的陈丹青,首先感谢大家来听他“胡说八道”。虽一再声明并非专事鲁迅研究,但从他精心准备的讲稿中,却能感觉他对“大先生”的崇拜。此次,陈丹青慧眼独具地读出一个把“死亡”写得极好看、极耐读、极隽永的鲁迅。

    他开出一份不完全统计下的鲁迅生前生后死于非命的亲近人士名单:其中包括鲁迅的老友,如范爱农;挚友,如许寿裳;良友,如瞿秋白;晚生,如刘和珍等等。他们或被枪毙,或被绞死,这些可怕的遭遇任何人哪怕只听说一次,也足够造成巨大的创痛。

    “追祭死者,是对写作者严峻的考验。写到死亡,鲁迅文思泉涌,大见笔力,大显骨子,这不仅是说他人格的力量,更是他驾驭文学的力量。我每读他的哀悼文字,欣赏佩服的不仅是沉痛之感,而是他的克制,他的质朴,他的语气的平。”陈丹青将鲁迅的美学概括为“一再为死亡的意象所吸引”。同时他也提出质疑:“他一路搜寻并言说目所能及的死亡,在所有能够给出的答案中,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历史的,我仍然不能确定究竟是鲁迅格外不幸而不断遭遇这血腥的命题还是千载以还,这血腥的命题忽然遭遇了他?”

    由是,陈丹青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孔子“不知生焉知死”的命题,在鲁迅那里正好相反。

    “鲁迅与死亡的关系,追究下去其实是死亡与文学的关系”。陈丹青一语中的,在他看来,鲁迅之为鲁迅,乃因他天生是个“异端”。“何谓‘异端’?不是唱反调,不是出偏锋,不是走极端,异端的特质要我说就是两点,一是‘不苟同’,二是‘大慈悲’,在政权和死者两面,鲁迅一则咒骂一则哀鸣,一面叫嚣复仇,一面洞见虚空。”

    陈丹青曾一再表示鲁迅是他“不断想念的一个人”,实因他的确走近了鲁迅,力图以自己的私人阅读体验将鲁迅与“教科书”式的解读剥离。

    陈丹青在演讲时不经意间透出鲁迅式的反语和愤怒,不过他表示害怕:“仿佛鲁迅先生就要从隔壁走过来似的。”

 

 

日期:
2007/4/2
作者: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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